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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境重寻,中国教会未来发展之路

来源:旷野呼声 | 作者:庄祖鲲 | 时间:2014-08-25 | 阅读[] 字体: [ ] [繁体] [推荐]

  今天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世代,许多事情因着从不同的侧面去看,而得出完全不同的观察与结论。这不但在政zh i、经济、社会方面是如此,就是在教会中也是如此。英国作家狄更斯在他的名著《双城记》序言中的几句话,可能是对这个时代最贴切的写照了:

  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也是一个愚昧的世代;

  这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春天,也是令人感到绝望的冬天;

  一切似乎形势大好,又似乎形势大坏;

  我们周遭好像万事俱备,又好像一无所有;

  我们好像一起直奔天堂,又好像同时朝反向而去。

  特别在2008年奥运会即将举行的前夕,这两副图画就同时展现在我们眼前。从正面来说,中国教会似乎遍地开花,教会人数三十年来有了爆炸性的增长。同时借着现代科技的传播媒体,海外教会(特别是美国及韩国)的增长模式,成为国内一些教会竞相模仿的对象。但是从负面来看,异端团体(如东方闪电等)能轻易地在中国教会造成广泛的破坏,还有教会内部的分裂及种种弊端,都显示教会的体质不健康。那么,中国教会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究竟只是见仁见智的观点,或者只是以偏概全的描述?

  十多年前非洲卢安达发生了严重的种族屠杀事件,死了近百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卢安达是非洲基督徒比例最高的国家,一向是非洲宣教的典范。其中天主教徒与基督教徒各超过40%,全国有将近九成是基督徒(广义上)。然而在这样的国家居然发生了种族屠杀,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事件过后,一些宣教机构开会检讨时,有人就说:“在非洲,基督教好像一条宽达数公里的河流,但却只有几公分深。”我们绝不希望中国教会走向这个结果。

  大型教会的“迷思”

  在我们探讨教会的发展与走向时,我们必须考虑教会的量与质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是先求量的扩充,再求质的提升,还是重质不重量,先求质的提升,而不刻意寻求量的增长?然而因着大众传媒及书籍的推波助澜,赵镛基的汉城教会,美国加州的马鞍峰教会,及新加坡邝健雄的教会等成为海内外华人教会竞相模仿的对象。他们基本上都是采取前者的路线。许多人认为:他们能,为什么我们不能?但是很少人深入地评估和检讨过大型教会的利弊得失。其中一般人最容易产生似是而非的“迷思”(Myths)如下:

  ?大型教会聚会很热络,有欣欣向荣的气氛。但是有许多研究也指出,大型教会中的信徒经常读经祷告的比例偏低,道德感(如对婚外情、堕胎的态度等)也与世俗人几乎无异。。

  ?大型教会活动很多,琳琅满目,很吸引人。但是至于这些活动是否能给参加者带来深刻的反省,或生活行为的改变,却不是设计活动的主要考虑。。

  ?大型教会的信息与大众切身相关又平易近人,容易引起会众的认同与响应。然而那些忠于神却未必讨人喜悦的信息,如圣经中先知们苦口婆心的呼唤,与痛下针砭的责备,却也从讲台上消失了。剩下的只是:“YouareOK,IamOK.”及成功神学等类的信息了。。

  ?大型教会的建筑物壮观雄伟,能吸引慕道朋友参加,也是美好的见证。但是在这美丽的建筑物背后,可能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后遗症。海外有华人教会为了建堂的庞大贷款被迫裁撤许多传道同工;有的教会被贷款压得喘不过气来,使教会事工几乎停摆;还有的教会教堂盖好了,教会也已经分裂了。

  虽然如此,我们却不能一笔抹杀大型教会的存在价值。我们只是强调:大教会未必是唯一的选择,大教会也未必就是好。其实在基督里,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中小型教会有其独特角色与功能,不是大型教会所能取代的。所以我们不需要,也不应该一窝蜂地去追求将教会发展成大型教会。我们应该在神所量给我们的范围内,发挥我们的恩赐,服事这一世代的人。

  另一方面,在追求发展大型教会的动机上,也可能有私欲的参杂。有一次我去外地讲道,送我去机场的弟兄谈起他们教会的传道人。他说这位刚毕业的年轻传道人很有“异象”,虽然教会不到一百人,但他告诉教会同工们,将来教会可能发展成千人以上,所以要准备建一座可以容纳一千人以上的会堂,还要附设宣教中心,以便将来世界各地的人可以来学习、观摩。我听了这些话感叹不已,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他在“为自己图谋大事”(耶45:5)?

  中国教会何去何从?

  到底中国教会应该如何发展?这是许多人关注的问题。总的来说,依据我个人的浅见,在中国发展金字塔型、组织严密、强调权柄与服从的大型教会并不合适。其理由可以由外在条件及民族性来讨论。

  首先从现在中国社会情况而论,中国还没有走向大型教会的条件。大型教会必须是一个合法登记的宗教组织,也必须有透明而且严谨的财务制度,要有具备领导魅力(charisma)及恩赐的属灵领袖,也要有一批灵性成熟、恩赐齐备的同工团队。大型教会也必须在一个相当宽松的宗教自由氛围内,才能容许这种权威式领导的教会存在。由于上述的这一切条件,在中国目前几乎都付之阙如,所以金字塔型的大型教会目前并不可行。如果要勉强推动,恐怕将未见其利,先见其弊。

  其次,就民族性而论,中国人也不太容易发展真正的大型教会。韩国可能是全世界大型教会比例最高的地区,这与他们的民族性大有关系。韩国超过万人以上的教会的数目,可能比美国还多。韩国人喜欢搞大,这从他们的企业经营也可以看得出来。与台湾相比,韩国的大型企业,无论汽车业、电子业、化工塑料业,规模都比台湾大许多倍。但是相反地,台湾的中小企业却比韩国更多、更成功。今天海外的华人教会,虽然具备了大型教会的外在条件,但是超过万人的单一教会,仍然屈指可数(甚至绝无仅有)。美国的华人教会,有三分之二是由学生查经班开始的,也就是由平信徒自动自发建立的,因此后来都发展成无宗派的独立教会。可是海外的韩国教会,绝大多数都是由牧师带头创立的教会。由此可见民族性的不同,在教会的发展模式上,也会走不同的路线。

  因此,中国城市教会比较适合的模式,可能是类似于“连锁加盟店”型的教会,这也是台湾吴勇长老的“地方教会”,和美国寇世远监督的“基督之家”的模式。这种教会的每个地方教会(或聚会点)虽独立运作,自行治理、牧养,但是在神学路线上及教会模式上,却透过教会领袖间的交通,达成共识。其实这与浸信会的组织类似,是属于较松散的“协会”(Association)型,但与强调阶层与权柄的天主教、圣公会或长老会不同,也与偏重权威式领导的超大型教会(MegaChurch)有所区别。

  这种教会还可以在宣教事工上组成“宣教联盟”,共同推动宣教。在宣教资金的筹募、宣教士的筛选及差派、以及宣教地区的规划上,彼此密切配合。吴勇长老的地方教会系统,就有一个“地方教会联合差传事工”的组织,支持一些宣教士在泰国、北欧等地宣教,值得参考。另外在扶贫、救灾、营会、学生事工方面,也可以彼此配搭合作。

  这种模式的好处是,既可以保持中小型教会的灵活性、机动性和自主性,又可以发挥大型教会的资源集中,及扩大教会影响层面的优点。同时在牧养上,以及教会领袖的筛选上,相对容易许多。大型教会的领袖需要有神国度的异象(但不是个人的雄心壮志)、扎实的神学基础和解经讲道恩赐(不是口才而已)、国际性的视野(但不是仅仅从书本上道听途说)、领导统驭能力(但不是以威权或权术来管辖)。说句实话,在国内现阶段具备上述条件的牧者还是寥寥无几的。但是对中小型教会的牧者,要求条件就不那么高,也就比较容易栽培或找到。

  健康教会的模式

  在八十年代,“教会增长运动”在海外如火如荼地推展,基督教书局中有关教会增长的书有如汗牛充栋。但是到21世纪,以“教会增长”为名的书,忽然间好像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乃是有关“健康教会”的书。我认为,经过二三十年的实践,那种一味追求量的增长的教会路线,已经证实只是镜花水月、炒短线的做法。因此教会内许多有识之士,就开始推动更踏实、更合乎圣经的“健康教会”模式。

  事实上,正如人一样,重要的不是身高体重,而是健康。而维持健康不是靠仙丹或祖传秘方,其秘诀无非“平衡”而已。我们的饮食要平衡,不要偏食,不要暴饮暴食,注意营养;生活要平衡,工作有时,睡眠有时,还要有适度的运动。教会的健康也是如此。过去华人教会一窝蜂地学习韩国模式、新加坡模式,结果水土不服。现在又开始流行印度尼西亚的“G-12”小组模式【1】,到头来可能又是一场空,原地踏步。其实圣经中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健康教会的蓝图,我们只要按部就班、脚踏实地的去做,长期下来必见果效。但是不能求速效,也不能好高骛远。

  以弗所书4:11-16节,就是一个迈向健康教会的“武林秘籍”。在我自己十几年的牧会生涯中,最初曾带领一家六百多人的教会,七年后发展成一千三百多人的中大型教会。最近的几年则从零开始,创立一家新的小型教会,目前有一百多人。在这些过程中,这段经文都给我许多启发与帮助,我也愿意与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1.核心事奉团队的铁三角——传福音的、牧养的与教导的(弗4:11)

  在这段圣经中所列出的五种职分,其中两种——使徒与先知——是属于过去的根基型职分(弗2:20)。“使徒与先知”所代表的就是新旧约圣经,因为旧约的作者通称为先知,新约的作者几乎都是使徒,或与使徒关系极密切的人。但是另外三种职分——传福音的、牧养的与教导的——却是现在教会所不可或缺的三种核心同工。

  传福音的是泛指个人布道者及传讲布道信息的人;牧养的固然包括牧者,但也包括其他有关怀恩赐的信徒;教导的同样是指牧者及其他有教导恩赐的平信徒。健康的教会绝不能只靠少数教牧同工,去做所有这三种事工,而应该鼓励、教导信徒普遍参与这些事奉。根据许多调查与统计,大多数的传道同工的恩赐偏向于教导,而他们牧养与关怀恩赐则相对较弱(有一项统计说只有15%)。因此,教会的牧养方面特别需要信徒的参与。

  中国教会有些(特别在农村)关怀很强,但是讲台很弱;也有一些(如都市教会)教导还不错,但是探访关怀不足。这都需要平衡。在这方面我的经验是:可以用小组来协助牧养工作。这是可行的途径,而18世纪卫斯理的小“班”(Class),更是值得效法的模式。然而那种以传福音为目的,强调迅速增殖分裂的“小组教会”,因为成员变动太快,不容易建立长期的关系与信赖感,因此不容易达到牧养的目的。若将新加坡邝健雄牧师的名言略加修改就是:“东离西有多远,‘小组教会’与以小组来牧养的教会相差就有多远。”因此我深信,新加坡小组教会在中国的国情下,是不可行的模式。

  2.装备信徒、人人事奉(弗4:12)

  教会的健康与否,取决于信徒参与事奉的比例如何。一般的教会,都有80/20的现象,就是只有20%的信徒积极投入事奉,并尽力在金钱上奉献;但是其它的80%信徒则参与度很低,甚至袖手旁观。如果能扭转这个比例,那么教会就能在质与量方面一起增长。但是成败的关键,乃在于对信徒的教导。

  以弗所书强调传道人是“教练”的角色,其主要职责乃是训练、装备信徒,并且要临场指挥。今天许多传道人却往往过度地亲身投入事奉,好像自己是球场上的球员;信徒也忽略自己才是球员,需要被训练。还有一些教会的信徒领袖(如长老执事),更误以为自己是教练,常常要指挥传道人往东往西的。这都是不正确的观念。

  一个中小型教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所以更需要信徒人人事奉。因此,中小型教会比起大型教会,在推动信徒总动员方面,相对比较容易。换句话说,一间两千人的教会,在信徒的参与及贡献方面,很可能还不如十间两百人的教会。

  3.全面地教导真理,迈向成熟(弗4:13-14)

  健康的教会必然极为重视信徒真理的教导。上个世纪英国著名的传道人司布真以系统性解经讲道闻名。有人说,一个信徒只要在司布真的教会聚会十年,都会成为一个小神学家。可见他在教导方面的成效。卫斯理福音运动曾带领许多贫苦农民信主,但是他们多数是文盲,所以卫斯理就以“主日学”的方式,开设识字班,以便教导他们圣经的真理。

  信仰成熟的信徒的记号之一,就是不容易被异端所迷惑。因此,当我们在讨论东方闪电等异端对教会的破坏时,我们也必须反省教会在教导上的不足之处。目前大多数教会里的教导,多半是零零碎碎、东一点西一点的,因此漏洞百出,异端容易钻空子。防治之道,唯有让信徒对真理有一个系统性、全面性的认识,才能使异端无缝可钻,无隙可乘。要达到这个目的,逐卷式的解经讲道,是一个有效的途径。司布真是一个典范,今日美国许多福音派的教会,也多半采取这个方式。我个人在过去十多年里,以此方式讲了三十多卷圣经书卷,无论是信徒还是自己都获益不浅。

  4.按恩赐配搭事奉(弗4:15-16)

  健康的教会应该是恩赐全备、配搭合适的教会,这一方面似乎大型教会比较占优势。然而事实上,有一些恩赐是属于“锦上添花”型的(例如音乐、文字工作、艺术等恩赐),却不是健康教会必须具备的。所以中小型教会未必不能达到健康的标准。

  但是这里强调的是“联络得合适”、“百体各按各职”、“彼此相助”,若能达到这个目标,则身体(即教会)的增长,乃是自然而然的。百体各按各职乃是提醒我们每位信徒都应该找到自己的恩赐,及在教会中事奉的岗位,没有人是闲站不事奉的,也没有人身兼太多职份。但是“按恩赐事奉”却是许多教会忽略的原则,以至于常常一些弟兄姊妹被迫承担很多不是属于自己恩赐领域的事奉,以至于事倍功半。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12:7-8提醒我们“专一”原则的目的。

  至于联络与相助,则强调配搭,以及要以神的国度为念。有些既热心又恩赐突显的人,往往只专注自己事奉领域的果效,过分看中自己“异象”的实现,而忽略整个教会的需要或现况。结果往往导致同工之间的冲突,与事奉果效的彼此抵消。所以健康的教会不是只有少数人热心参与的教会,而是人人事奉、各按恩赐、彼此配搭、联于基督的教会。

  结论

 

  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中国教会也将会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1)随着农村人口大量移往大都市,都市教会将迅速崛起,而农村教会将萎缩;

  2)都市教会中的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将在教会占主导地位;

  3)借着现代化传播媒体的帮助,中国教会受海外教会的影响将越来越深;

  4)为了改善国际形象及关系,中国政府对基督教的限制将逐渐放松。

  然而在这个变化万千的潮流中,中国教会是否应该走向西方化和大型化,由上述的讨论中,我希望指出一个事实:教会的健康比量的成长更重要,也更有长期的果效;而要达到教会健康的目标,就必须回到圣经上所教导的基本功夫,而不是到处取经,试图去引进韩国模式或新加坡模式。我深信圣经上所教导的牧会原则,无论是对都市教会或农村教会,无论是过去或未来,无论是西方或中国,都是适用的。愿我们靠主的恩典,在圣灵的引导下,带领众信徒进入那佳美之境。
【来源】《教会》电子杂志


【作者简介】庄祖鲲,美国三一神学院宣教学博士,真理堂华人教会主任牧师。福建省晋江县人,出生于台湾。基督徒、牧师、化工博士、宣教学博士。现居美国麻州波士顿。

  从事教学、研究及写作的工作,经常在美国、加拿大各地,及中国、东南亚地区讲学,应邀在世界各地主领布道会、培灵会,并特别对中国学生、学者有负担。1983年,获美国西北大学化工博士学位,后返台担任高级研究主管,在工业界及国家级科研单位工作15年之久。1990年,因为对中国文化及道德问题之关注,蒙神呼召,再度赴美攻读神学。1995年,获得三一神学院(三一国际大学)的文化学(又称宣教学)哲学博士学位。随后被按立为牧师,并应邀在波士顿牧会。主要著作有《旧约概论成人主日学教材》,中国信徒布道会(台北),1990年《华人教会宣教策略的再思》,中华福音神学院(台北),1994年《契合与转化: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加拿大福音证主协会,1997年;陕西师范出版社,2007年[3-4]《重建圣城》,中华福音神学院(台北),2004年《传和平福音》,中华福音神学院(台北),2004年《成为新人》,中华福音神学院(台北),2004年

  《宣教与文化》,美国基督使者协会,2004年说禅论道《宣教历史》,美国基督使者协会,2004年《宣教神学》,美国基督使者协会,2004年《说禅论道:基督教与儒、释、道之对话》,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2009年[5]《基督教与中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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