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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点着的明灯---宋尚节

来源:恩典文章 | 作者:颜新恩 | 时间:2014-10-06 | 阅读[] 字体: [ ] [繁体] [推荐]

 

  ——宋尚节的属灵传统浅论

                

    20世纪的上半叶,上帝的手对中国教会有一个明显的扭转。他兴起了很多有能力的本土教会领袖。之前,基本上是一个完全由西方传教团体主导的局面。在这一复兴的伟人丛林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也许就是通常所说的“中国四大使徒”了(倪柝声、宋尚节、贾玉铭、王明道)。那一代人的努力,迎来了中国教会一个根本性变化:奠定了稳固的本土自立的根基。如倪柝声建立了不计其数的教会,宋尚节创办了许多传福音团体,贾玉铭创立了神学院,王明道则开启了富有特色的家庭教会。当然,发生这种转变,还有着无数人奋斗的曲折故事……。随着新中国改造运动步伐的推进,这种态势得到了进一步的稳固与深化。最明显的例子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教会以最孤独的方式(没有任何外力的可能)度过了这一艰难时世。她不是仅仅生存下来,而是充满生命力地发展起来!这是莫大的神迹!可惜,今天大部分研究基督教的人却看不见。对于今天的基督徒而言,如果我们要理解或更好地开拓现在与未来的中国教会,就必须谦卑地继承与认真地反思这一属灵传统。

  曾听人说,贾玉铭是讲道理,倪柝声是讲道路,而王明道是讲道德。那么,宋尚节呢?他自然有属于自己的领地。假如宋尚节听到后人称他为“东方卫斯理”,估计他不会乐意接受这个头衔,就像唐崇荣不愿接受“东方葛培理”的称谓一样。我们承认其中的差异。毕竟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概括另一个人。但他与卫斯理之间的某些惊人的相似性,让我们情不自禁地受到吸引:学者出身,服侍社会底层群体(后来对精英影响很大),有强烈的重生经验,不遗余力地宣讲圣洁之道,近乎疯狂的工作日程,从不间断写日记,还有超乎寻常的祷告工夫,甚至包括不太如意的婚姻生活⋯⋯也许他们的生活方式相近纯属巧合,但他们的属灵气质类似就绝非偶然而是颇有渊源了。

  美国北方卫理宗(即美以美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在1847年开始差派宣教士前往中国。福州是他们的处女地,也成了他们后来的议会中心所在。除福州外,宋尚节的家乡兴化(即今莆田)应该就是他们早期最重要的扩展地之一了。宋尚节的父亲宋学连就是该会的牧师,也是该会所办的圣经学校副校长。宋尚节除了尽得家学真传外(甚至包括脾气),有两个人对他有过极深远的影响。

  大概五六岁时,他遇见了一位了不起的主日学老师——林鸿万牧师。他从老师那儿听到了许多令他受益终身的属灵故事。这是他日后讲道的第一笔财富。尤其是在他九岁那年,林牧师在受难节讲道所带动的兴化大复兴,引发了他一生的异象与祈祷。他在日记中写道:

  在我生命中,最愿意追忆的是那年的奋兴会,会中撒的善种,会后蔓延到各处,开出花,结出生命的果子。我时常祷告,希望五旬节的圣灵,也在我主领的聚会场所工作,光景如1909年兴化的奋兴会一样。

  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宋尚节就是这次复兴的延伸与升华。谁说奋兴的果效总是短暂的?!另外一个不得不提的人,是兴化美以美会哲理中学的校长章文新(Dr. F. P. Jones)先生。他一直对他的学生宋尚节赞赏有加。在他的自传《岁月如流》(The Moving Finger Writes)中,他念念不忘学生宋尚节,称誉宋尚节为兴化冠冕上最明亮的一颗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是后来发起并任主编“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的重要学者。他还是中世纪灵修名著《遵主圣范》(The Imitation of Christ)的译者。“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是中国教会史上第一套大型的神学丛书。虽因战乱未完成编辑目标,但已蔚为可观(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版共32卷)。顺便一提,即使它有些美中不足,但到今天为止,依然是华人教会出版史上最齐整的一套原典。

  我们看到,宋尚节的整个少年时光,都受了卫斯理属灵传统的浇灌。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中学毕业后,本来要进入金陵大学学习,却非常意外地去了美国俄州卫斯理大学(Ohio Wesleyan University )。在这里,他又在原汁原味的卫理宗教会里熏陶了三年,并参与一些讲道服侍。到此为止,他的整个信仰生活几乎没有越出卫理宗半步。但这并不表示,宋尚节后来的教导,只是“原教旨”般地复制卫斯理的讲章。他的属灵经验与中国教会的处境也是决定性的因素。尤其关键的是他的属灵经验。这得说说他的研究生生涯和在纽约神学院的遭遇。

  他的研究生生涯(转到俄州州立大学),可以用春风得意来形容。和初来美国的苦日子有了天渊之别。优异的成绩为他带来了丰足的奖金(连中国政府也拨款给他),还有荣誉。作为国际学生联盟的主席,他有着非常广阔的交际生活。他与当时美国许多知名人物往来,其中不乏私交甚笃者(如中国人很熟悉的杜威)。他发起校园国际音乐节,美食节,还为促进黑人白人的和解举办宴会。他经常应邀在各种场合演讲,他的事情也常常见诸各家媒体。他写信给他父亲:“儿在这里几乎尝遍了一个摩登青年的全部时髦生活。”

  虽然表面看来他十分成功,但他的内心非常忧郁。因为从事科学,这既不是他来美国的理想,也不是卫斯理大学招他的初衷。他来美国是为了学习神学,而后回国做牧师。在这段时间里,他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根据他自己的描述,他很少去教堂,并且深受当时美国非常流行的社会福音之影响。除了专业,他还广泛地研究哲学、历史、社会、经济等,甚至到了不时闪现无神论念头的地步。在当了半年助教后,美国方面希望他去德国进修,中国方面,北京协和医学院邀请他当教授,就在他不知何去何从的两难之间,《马太福音》16:26向他的心发出警告:“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在Wilker Fowler牧师的安排下,他火速地进入纽约神学院。这所学院在神学研究上,对所谓的理性科学趋之若鹜,是属于自由的“不信派”,只有少数信仰纯正的教授与学生。宋尚节作为一位博学的学者和科学家,常常深感一些教授的荒唐。于是他独自在图书馆埋头研究各种宗教,尤对佛、道格外迷恋。在此期间,他翻译了《道德经》,也开始打坐冥想(佛经)修炼身心。他被各种学说弄得意乱神迷,他的基督教信仰早已支离破碎。但假期的一次聚会,使他的信心开始醒悟:

  圣诞节前,同学三五人,邀请我去赴一个奋兴会。出人意料的是,讲员不是什么学富五车的博士,而是一个年龄不到十六岁的姑娘。白鞋、白袜、白衣裙。她打开金边圣经高声朗读,用清脆洪亮的声音,高举十字宝架,将得救大道讲得透彻清楚。由于圣灵的工作,会场的空气改变一新。讲完道,跑到台前痛哭认罪的人中有民众领袖、政府元老、教会名牧。我十分佩服这种有灵感能力的讲道,一连去听了五次。我写了一封长信给一位朋友详述自己最近的感触:“要是传道人没有生命,基督根本否认他是你的见证人,你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可曾受过圣灵的洗?得了丰盛的生命?”信没写完,我内心受到责备,自己虽然进了神学院,却没有受到圣灵的洗,因此不顾一切,决心追求新生命。2

  接下来的寒假里,他阅读了许多属灵伟人传记。他发现每一位属灵伟人的共同特点:具有圣灵的能力。他羡慕不已!他的心无法安静。1927年2月10日晚上在祷告中的经历,是他生命与侍奉的转折点:

  夜里十点开始,一幕幕的罪剧开映,甚至隐而未现的罪也清楚地现出。剧中的主角是我,一转念想起箱底有一本久被遗忘的新约圣经,打开《路加福音》23章,我仿佛魂游象外,跟着背负十字架的耶稣来到各各他山上,我感到自己背负的罪担重得几乎要把我压死。

  主已高悬在十字架上,两手的鲜血淋漓,惨不忍睹。我谦卑地跪在十字架下,求主用宝血洗净我一切的不义。“小子,你的罪赦了。”我亲自看见主耶稣,脸上发光,手有钉痕地对我说:“你要改名为约翰。”主还给我解释:施洗的约翰修直主的路,作他的先锋。

  这段经历以后不久,就发生了弟兄姐妹耳熟能详的荒唐事:他被神学院长“安排”到了精神病院。仅仅因为他指责该院的错误教导以及不断与人分享十架救恩之道。他在医院里,虽然用数学题和读书报告证明自己理智之清醒,但仍然不被允许出院。直到他的好友从德国回来为他担保后,神学院长才肯让他出来。有意思的是在进去前,他刚刚写完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宗教、历史与科学的关系。几年来困扰他的问题,好像一下子豁然通达:基督乃我之生命,历史乃我之老师,科学即我研究之工具。他回忆道:“我融会贯通之日,也是我受难之日。”整整193天!在医院的这段日子,他用各种不同方法看了40遍圣经,并广泛阅读各种文史典籍。出院后稍作休整即于1927年10月4日,从西雅图海岸登上前往他留美七年来魂牵梦绕的故国家园。

  七年前,他带着非常美好的属灵记忆离开中国,如今他又带着不可磨灭的属灵体验回到这里。在他信仰寻求之遭遇光照下,中国教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已昭然若揭。关于教会自立问题,他在美国期间就已多次在信中向他父亲说明,这和民族主义或其他政治问题毫不相干,而是和神学与属灵状况有关。在当时的宣教士群体里,社会福音派思想非常普遍。在中国人中间,也不在少数。他们基本上视基督为道德楷模,少有谈及基督对人生命的拯救。在事工上,他们热衷于医院、学校等社会领域,以图救国,但对于建造教会兴趣不大。这些是他非常熟悉的,因为在研究生阶段他几乎被这种观念同化。据他的回忆,有这类背景的牧师、长老、教会学校师生是最难悔改的群体之一。另一方面,中国教会内部也是罪恶泛滥。有些牧师、传道根本不是基督徒,只是为了混一口洋饭的神棍;虽然有一些在道理上还算纯正,但却是妻妾成群的风流之徒。在这方面,甚至那些最有名的领袖,都深陷于这类丑闻中。但更加普遍的是,大部分基督徒既不明白基本的福音真道,也没有重生的经验。今天似乎也差不多。虽然有不少敬虔的弟兄姐妹不懈的努力,但却少有果效,因为缺少圣灵的同在。另外,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无数基层百姓,教会竟对他们视而不见。主张所谓的“上层路线”方针。宋尚节拒绝对社会的不公视而不见,他无法容忍邪恶的潮流。他的心一定倾听到上帝对先知所表露的心声:他们的罪恶达到我的面前,去,警戒这百姓并呼吁他们回转。他迅速做出回应,而他的回应是如此地令人震撼。

  面对教会内外的信仰与道德的危机,自然而然地,神仆宋尚节的心中发出对生命、圣洁、爱(灵魂)的疾呼。在15年里,这些信息始终是贯穿他讲章的主题(这些是源于基督十架与圣灵能力)。虽然他的讲章看起来似乎很随意,而在解经上甚至可以说天马行空。既无章法可言,还经常出言不逊。显然,我们如果想从《讲经集》找出一套完整的宋氏系统神学,那是徒劳的。但这也没什么妨碍。他的言语虽然粗俗,道理却不粗俗。而且,充满着令人难以抗拒的力量(除非是灭亡之子)。他常常能在不经意间,指出某人具体的罪,使人在上帝的威严面前无法隐遁。他脚掌所踏之处,常常引致合城的人都不安,就如施洗约翰的出现一样。他的讲道,使不少地方的戏院、烟馆、青楼、赌场为他让路,甚至关门大吉。因为顾客都信主悔改了。他还因此多次受到死亡的威胁,但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这多像那个“扰乱天下”的人!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多么渴望有这样的传道人!尽管他足以跻身神学学术界,但他没有像后来美国福音派神学家那样著书立说,以纯粹理性的方法说明基督救赎教义之可信,而是以活生生的神迹奇事,见证基督的大能。正是:十字架名号在各地区所显明的巨大果效,足以堵住不信者的口(阿塔那修)。但也因此遭受现代神学工作者的非难。不过,他确实不像今天“纯学术的神学家”:空谈宣教学却从不传福音,把三一论发展为玄学,却从未体验圣灵充满的滋味;热烈辩论人的成圣观,却少有灵修生活。正如肯培(Kempis)所说(大意):人即使可以讨论许多有关圣三一的道理,为人却不讨他的喜悦,那么,这些所谓的神学对我而言有何益处?实实在在的悔改远比知道悔改的定义强得多。但主的仆人宋尚节确实不一样,他把神学化在了生命里。基督教神学的根本特质是描述而不是抽象思考,而描述就要求我们有故事。对宋尚节而言,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是他神学的基点(传给子孙的故事);大马色经验是保罗神学的核心事件(传给万邦的故事)。在这方面,宋尚节也许是中国近代教会中最接近先知和使徒榜样的圣徒。

  任何一个人都有历史的局限,即使先知和使徒也不例外。但并不能因此否定他们教导的永恒性价值。只是我们需要谨慎地区分:何者为永恒真理,何者为文化习俗。对待基督教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在方法论上也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当我们思考宋尚节的属灵传统的时候,就需要对两者加以区分。但这对研究者是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一方面,他需要掌握基督教信仰在历史上的正统传承,另一方面,他得对历史处境有充分的了解。比这两样更艰难的是:属灵的经验。所谓“深渊与深渊响应”,“心有灵犀一点通”。笔者认为,中国教会在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是高超的,绝非一般的理论可以分析与描述。她带有奥秘色彩的受苦,其深厚的含义目前还没有被真正揭开。而与此相对的是,近几十年对中国教会研究之表述的浅薄。其原因是,研究者往往都是根据近代西方的某一流行理论为基础;主题上也多限于政教关系,结论则是“英雄所见略同”。这当然也有价值,但离重新建构中国教会属灵传统的目标相去甚远。这也与研究者的神学传统和属灵经验有关。我们解释所达到的程度,和我们的属灵洞见是成正比的。就笔者个人的感受而言,中国教会的经历更多地是接近被掳时期但又混合着初代教会的经验。如果使徒能从被掳看出上帝救恩的安排(“神的时候满足”),那么我们也应该从中国教会的“被掳”看出神的安排。如果我们对被掳时期的先知之痛苦奥秘和初代教会的奇特遭遇感到不解,那么对于中国教会的经历至少也会有类似的感觉。因此,笔者对宋尚节的描述,深感吃力。读者诸君明鉴。

  一、生命的信仰

  强烈的重生经验,奠定了宋尚节后半生对信仰的理解:不是一套教义,不是一套礼仪,也不是一套道德教训,而是圣灵的重生。即使一个人常常聚会,甚至也受了洗,如果没有重生,就不是基督徒,与上帝的应许无分无关。之所以许多所谓的基督徒常常听道,在人生的追求上却没有改变,依旧和世人一样迷恋名利虚荣,就是因为他没有重生或没有主观上的重生体验(也许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区分)。因为人不爱基督的真道,是因为缺乏基督的灵(肯培)。就如他之前,对于学问功名的迷恋。因此,依他看来,在信仰中,没有什么比重生更要紧。这显然是圣经最明显的道理之一,也是基督教信仰真正超越之处(约3:1-8)。只是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看重与强调。

  二、圣洁的追求

  圣洁可以说是宋尚节博士最突出的教导。在他的重生之夜,他整整看了几大卷自己的“罪账”。罪的重担使他得不到片刻的安宁,只有基督的十字架才释放了他。在他不计其数的讲道里,几乎每一篇必言及人的罪及基督十字架的救赎。这让我们想起《罗马书》7章中保罗的经历,还有马丁•路德的焦虑,这同样对他们的信仰有过决定性的影响。不过,宋尚节似乎更加强调作为基督徒的圣洁。虽然他略有些苦修的味道,但非常强调靠圣灵成圣。他的成圣观也许有待进一步讨论,但圣洁毫无疑问是圣经最严肃的教导:是神的本性,也是救恩的目标(出19:6,弗1:4,彼前2:9)。就如唐崇荣牧师所强调的,圣洁是基督教信仰最根本的品质,是邪灵没有办法伪装的崇高。圣经宣称,惟有以色列的上帝是独一的圣者。也因此,“圣”成为基督教会最常用的形容词:圣经、圣地、圣殿、圣诗、圣工、圣徒、圣礼、圣职……从这个意义上讲,丧失了圣洁的教会,就不是教会了。斯托得在《〈以弗所书〉注释》中称教会是“新社会”,意指教会乃一有别于世俗潮流的群体。此即“圣洁”的基本含义:分别(归耶和华为圣)。

  三、圣灵的能力

  幼年的奋兴会记忆和在纽约听小女孩讲道的体验,都使宋尚节对圣灵的能力渴慕有加。他深深地相信:科学不能救国,说教也不能复兴教会,惟有圣灵!他在经历圣灵充满后,对用艰涩词汇堆积起来的神学空谈反感至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此,他彻底告别学术生涯。至今人们仍津津乐道他丢弃荣誉博士金钥匙的故事。但我们不可就此得出知识无用的论调。因为他的博士荣誉可以丢掉,他的博士水平是丢不掉的。吊诡的是:往往只有最博学的人,才觉悟知识的无用。像有智慧如所罗门者,却声称智慧的虚空;有知识如保罗者竟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人能认识到知识的无用,事实上是一个艰难的求知过程。这和一般不学无术之流的盲目鼓吹“属灵”,有着天渊之别。如果知识真的没用,神就不用多方造就摩西、保罗或宋尚节了。如果我们结合解放前中国社会和教会的情形就会发现,神给他的训练是相当完整的。他在研究生阶段几乎被社会福音同化,在神学院期间迷恋东方宗教,这使他对于中国处境的理解和回应,准确而深入,他的讲道也因此更能直指人心,因为这是当时中国教会颇难应付的两股潮流。但他认识到:人心“不是依靠才能和势力”可以改变的,惟有“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救治)。因此,在他的传道生涯里,他最恳切的祈愿,就是不断被圣灵充满。

  四、信心的生活

  经济独立,是建造真正的中国本土教会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上世纪30—40 年代,很少有中国人自己筹资建造的教堂,中国传道人的薪金也往往是外国差会支付的。虽然宋尚节有很多机会可以得到差会的支持,或到海外募捐,但他坚持过信心生活。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他的坚持不但遭到宋师母的反对(我们很容易理解师母持家的艰难),甚至连宋老牧师也反对。他不但没有屈服,还因此批评了他父亲信心之软弱。他父亲因此认罪悔改,不再劝儿子领固定薪金。神诚然是“耶和华以勒”,总是及时供应他一家的生活需要。后来,他不断建立布道团,同样不发薪金过群体的信心生活。前些年,温州教会的传道人或有意作传道的同工,也倾向不拿教会的工资(原因很多),但遗憾的是通常在赚足养生的资本后才献身。也因此,牧者往往是过了黄金年华之后贡献“余热”,而且很少人能克服富有对属灵生活的负面拖累:回避十字架道路。出路是因信而活。信心生活的重要性之一,是不依赖任何人或教会,使传道人可以更加放胆宣讲。同时,它能显明一个事工是否出于神的托付——“因为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它最大的好处在于,透过信靠,我们每天都会更认识那位差遣并施恩给我们的上帝。传道人的安全感,不应该来自教会的承诺,而是来自上帝的信实(诗37:3)。

  五、全然的委身

  如果按照理性的办法,宋尚节不需要全时间作传道。他可以谋一份自由的差事,然后“自由”地传道。他坚决地拒绝这种试探,全然献上。他的奉献,实在是彻底的委身,忠于上帝的召命。这不禁让人想起,没有学过化学的倪柝声办厂制药,而化学博士宋尚节却以“祈祷传道为事”的有趣比照。他曾经叹息自己的讲道不如王明道,解经不如贾玉铭,唱诗不如王载,但他说自己比他们都拼命。第一次读《宋尚节》(应该是刘翼凌的版本)时,我深深被他的拼命精神打动。我们能否想象:在15年的时间里,每年讲道11个月,如果哪天不讲道,那就是在去讲道的路上。一天讲六到十个小时以上是家常便饭。而且他的讲道大声疾呼、手舞足蹈,俨然是一出戏。无论什么季节,每堂下来都是汗流浃背!这使我想起了唐崇荣牧师的拼命,虽然在神学上他和宋尚节之间犹如卫斯理和怀特菲尔德之间的迥异,但他们对上帝呼召的投入,毫无疑问都是出于圣灵的感动。他们明显继承了保罗的衣钵:“不以性命为念,只要行完神的旨意。”

  不过,他们和保罗不一样:生儿育女,与神同行。不难推断,他们都是“忠爱两难全”的人。在他们身上,真正体现出什么叫“爱主胜过爱父母、妻子、儿女、兄弟”。他们内心的孤独,是现在竭力追求“幸福家庭”的牧者所不能体会的。而今天不依靠圣灵却以弗洛伊德、荣格对人的看法作为前设,作婚姻辅导之类的“爱家”一族,显然不能接受这种“不回家”的传道人。我想,也许光是今天的辅导课就足以毁了“宋尚节”。如果“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是圣人,如果真正为正义、国家荣誉而常年征战的人是英雄,那么,“为寻找浪子而流浪”的传道人至少应该得到同样的赞扬。我担心的不是今天传道人不顾家庭,而是太过迷恋了。不要忘记:人的仇敌往往就是家里的人。我相信,宋尚节一定能够和保罗一样:“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徒26:19)。

  六、福音的异象

  我们难以理解“工作狂”宋尚节,是因为没有迫切的福音异象。试想,在一个有四万万同胞却只有一百万(新教)信徒的国家,作为上帝的仆人,福音的使者怎能安享生活的乐趣呢?而且尤其让人伤心的是,一百万里头大多都是挂名的基督徒,徒有其表,不过是“求饼得饱”而已。这“教会的事岂不天天压在心里”?而举国上下的偶像崇拜,又岂能不让人“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呢”?事实证明,神透过宋尚节的侍奉,大大改变了这一状况。许多人开始涌入教会,他去过的地区,布道团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解放前,中国教会的大批才俊,带着这份复兴离开大陆,成为世界各地华人教会的祝福。在华人教会里,布道上唯一可以与之媲美的唐崇荣牧师,就是他伯特利布道团时期的同工计志文牧师的学生。虽然他不是那时候唯一推动传福音工作的人,但他毫无疑问是最有影响力的布道家。如果从今天果效的角度来看,他的果效就更加明显。尤其当我们联想到,向外宣教一直是中国教会的难题,他的见证就弥显珍贵。对于今天中国的城市教会而言,他更具有典范意义——服侍底层的弱势群体。我从来不认为服侍乡村农民比城市居民容易。无论是福音使者宋尚节,还是扫盲功臣晏阳初,都向我们表明:只有受过完整训练又能谦卑俯就的人才能完成这一艰难工作。有人认为宋尚节很骄傲,这种批评实在让人不知骄傲为何物。就凭他起初三年之久向农夫村妇讲道,还经常探访他们,并一同担当他们生活的重担,就足以使无数比他“谦卑”的人汗颜。今天中国城市教会的基督徒,应该有宽广的福音异象,不迷恋小圈子的“共同语言”,愿意为福音面向他乡。就当前中国社会或教会的状况而论,我们继承他的遗志尤其迫切。

  七、不住的祈祷

  我们把祷告生活放在最后,不是因为它次要而是恰恰相反。无论是卫斯理本人还是卫理公会,多方祷告始终是最明显的特征之一。解放前中国教会的复兴,与许多人的祷告分不开。许多卫理公会的宣教士都认为,林鸿万以至宋尚节的兴起,是神垂听他们迫切代祷的结果。其中最有名的大概要算南昌的舒邦泽牧师(Schubert)。和卫斯理一样,宋尚节在每天疯狂的布道工作后,就是夜间雷打不动的长时间祷告(15年里,他的睡眠严重缺乏)。他不允许别人打扰(否则后果很严重)。他的祷告不是只为自己的工作能力,也不是神秘主义式的爱语绵绵(非贬义),他的祷告最多的内容是代祷。他的心里装满了别人!根据他的记事本的人名,一个一个地祷告。谁说他缺乏爱心,只会指责(指责不也是爱的方式吗?)!其实,他根本不缺仁厚的深情,只是他的爱心深沉而隐蔽,习惯了造作煽情的时代,怎能洞悉暗室里超越疆界的胸怀?若非他写日记的习惯,这些事情恐怕至今不为人知。我坚定地认为,在祷告中代祷应该成为最核心的内容。摩西和众先知的祷告常常是这样,主耶稣的祷告则更加完美地表达了这一点(约17)。在教导祷告(神学和操练)上非常杰出的荷兰清教徒宣教士慕安德烈,他的《代祷》很精彩地论述了这一主题。预备讲章和祷告的时间比例严重脱节,是我们讲道缺乏能力的最重要的原因(改革宗人士稍安勿躁)。也许我们的解经比宋尚节合理,神学比他系统,词藻比他文雅,但我们却不能打动人心,改变人心,为什么?这是我们急切需要反思的地方。

  祷告在信仰的生活中,为什么是至关重要的呢?我在这里尝试提出两点平常比较忽略的思考。首先,祷告使人克服了人不愿亲近上帝的天然恶性倾向,代祷则克服了不愿爱众人的“自我中心”原罪。这很好地解释了宗教情操(爱神爱人)何以作为真基督徒的标记。其次,常常面对上帝,使我们的生命不断像他那样荣美的同时,也使我们在他面前不断操练一种敞开、诚实的品格。根据调查研究,牧师的道德变节,基本上是肇始于个人祷告的忽略。

  鉴于灵恩派和改革宗这两个话题的热门,笔者觉得有必要作出一些简单的说明。众所周知,1906年在Azusa街教堂所引发的灵恩运动(传统五旬节或第一波)和卫斯理派息息相关。不过,宋尚节在美留学期间似乎并未和这一派人士常相往来,而且他在国内传道期间也不愿和灵恩派人士打交道。更重要的是,在记忆中笔者在他的日记和《讲经集》里,都没有看到传统五旬节的招牌式教导:说方言是圣灵充满的必须证据和第二次祝福。他更多强调的是,认罪、祷告、舍己(背十字架)、爱、传福音(作见证)。虽然他也行很多神迹奇事,但总是强调信心、悔改,灵魂首先要得到医治。值得留意的是,这两个观念也不是卫斯理的教导。“第二次祝福”是他的接班人John Fletcher的教导,“说方言是圣灵充满的标记”则是五旬节运动后的产物。热衷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如果把卫斯理和宋尚节看为其“派内人士”,这是一个过于简化的观点。我甚至认为,如果宋尚节健在的话,今天的灵恩派很可能是他第一个要“骂”的对象。

  持守改革宗的弟兄姐妹,常常因为宋尚节“阿米念—卫斯理”的传统感到不安。据我愚见,宋尚节只是没有兴趣也没有功夫尝试建构神学的统一性罢了。虽然他的努力、祷告似乎要“摇动上帝的手”,但他的经验岂不是最有力地见证了“不可抗拒的恩召”?上帝告知他的侍奉只有15年,还有比这更明确的“预定论”吗?而他虽然竭力追求成圣,却强调圣灵充满对人生命的影响,这不是典型的“恩典神学”吗?更明显的是,他对罪恶之透视与懊悔,哪里还有“人性本善”的阿米念思想?尤其在他的祷告里面,为着神的荣耀的意念弥漫在他的字里行间。正如施洗约翰的自我定位: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不能否认宋尚节是神为教会兴起的仆人,那么就必须敬重、思念并效法他。就如主耶稣称赞施洗约翰(我相信主也乐意这样形容他在中国的施洗约翰):“他是点着的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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