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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虎”到仆人

来源:恩典文章 | 作者:林强 | 时间:2016-04-01 | 阅读[] 字体: [ ] [繁体] [推荐]

 

     

    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我算是个“60后”了。小时候,我在内地的农村长大,1992年因工作调动来到深圳,到现在也快18年了。在此期间,我曾遭遇过事业和家庭都山穷水尽的危机,但随后都出现了柳暗花明的转折。回想起来,正是上帝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开始掌管、带领我的人生道路,一直到我来到他面前。今天的我感恩于人生磨难的际遇,更赞叹于上帝作为的奇妙。

  我要把这堆刺吃下去

  1992年8月1日,我来到深圳。那时正好是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经济在经历过一次大的调整后刚刚复苏,当时社会上升腾起一股巨大的股票热和房地产热。和当时很多因理想主义破灭而转向现实追求的年轻人一样,我来深圳的目的也很明确:发财。

  我们公司的前身是某省外贸的深圳总代理,我来这边工作属于系统内部的调动,刚来时我对公司有很大的期望值。按理说,这里是特区,又是外贸公司,就应该是前沿阵地的前沿嘛。但我到这边一看,还是有很多体制上的局限:我们公司属于国有企业,人际关系特别复杂,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精力考虑这些。

  到公司后差不多前六七年的时间,我都比较郁闷,或者说有点怀才不遇的感觉。我调过来之后,做过外贸业务员、财务会计,也在公司的宾馆和酒楼做过,但一直都是普通的基层员工。几年下来,我对公司感情也是非常的复杂,觉得长期耗在这里不合算,但1998年我得了一场大病,这让我体验到公费医疗的好处,若是离职的话又有所顾虑。正当我在矛盾中下定决心准备离开时,机会突然来了,公司需要改制。

  从1996年开始,我国外贸体制发生很大的转变——垄断经营放开了,作为我们原来服务对象的那些进出口公司纷纷破产,公司的业务量也随之急剧萎缩。作为某省外贸在深圳的“窗口”公司,历届省里的领导都很重视这里,每换一届分管的省长,我们的老总一般都会换。公司领导层的频繁变动,使得公司无法应对变革的环境,也失去了许多机遇。到99年的时候,公司已经亏得一塌糊涂了,发工资都要靠银行贷款。不光是经营上的亏损,关键是公司从上到下人心已经散了。

  对我个人而言,经历大手术回公司以后,就一直在公司宾馆的一个小仓库里面做管理员,每天就干些整理床单之类的活。期间我读了个MBA。说来很巧,当时我们MBA班的同学发起组建了一个管理咨询公司,决定租我们公司的办公楼办公,这样我就去找我们公司常务副总沟通。后来,这位副总通过我跟我们的指导老师熟悉了,大家就公司改制的话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没过多久,这位副总成了我们公司的董事长。

  那时,正好国家也出台政策,对国企改制大力倡导。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就成立了改制领导小组,把我作为员工代表吸收进去。这样,我们的管理咨询团队能够通过这个渠道,把MBA课程里学到的最先进的管理理念运用到改制中,形成了最后的方案。这一次改制是我们公司的第一轮改制,公司首先通过内部员工持股制度改革,让员工持有一定的股份,持股员工有权选择一位自己的总经理。我以80%的得票率被选进新一届领导班子,做物流公司的总经理。

  从一个准备辞职的仓管员一夜之间变成总经理,我把它归于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公司没有别的出路了,绝大部分员工都期盼公司能够有一个新的面貌;我虽然长期在基层从事业务工作,但我敢于承担责任;作为职工代表时能够从职工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群众基础不错;我又读过MBA,有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在整个改制过程当中,我跟董事长,有很好的沟通,他是位知人善任的好领导,愿意重用年轻人。所以说是领导拉了我一把、员工推了我一把,我才得以走上这个岗位,和大家一起经营这个公司。

  上任伊始,面临不断下滑的业绩、几千万元的贷款、参差不齐的员工素质,记得当时我对董事长感叹道:“原以为这是一堆硬骨头,过来仔细一看,发现这不是骨头,而是一堆刺,那我就要把这堆刺吃下去。”

  幸运的是,我上任那年正好赶上了非常有利的外部形势:深圳市正式把物流列为支柱产业,从政策上有一些支持;当时一些大型的国有家电企业也正在进行改制,希望撤销在深圳的办事处,把仓储配送环节交给第三方物流公司来做;而我们公司所在的物流园区靠近深圳市中心,正好面向城市配送。这样,我们在自身优势和客户需求方面找准了结合点,很快就把这部分的客户引进来,进而产生一个积聚效应。

  不到两年时间,我们公司就成为深圳市名符其实的家电配送中心,这是我们打的第一个翻身仗。那时整个仓库大概80%装的都是家用电器,国内外所有的品牌几乎都在这里。改制后,公司第一年就减少了亏损,到第二年就扭亏为盈,有几十万的利润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按照改制方案,将公司的组织结构、考评制度、企业文化等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两年下来,公司面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局面。

  然而,人的骄傲是特别容易滋长的。当时我觉得,只要给我一个支点,虽然不能把地球撬起来,但这块物流园区是能够撬起来的。我跟董事长夸下海口,要把整个物流园区都纳入我们名下!

  员工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老虎”

  正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戏剧性地发生了:原来选我当总经理的那些员工,差不多有一半联名写信向董事会要求罢免我,其中包括我亲手提拔的副总和部门经理——我亲手培养的得力干将、跟我一起走过前面两年风风雨雨的亲密同事!我非常震惊,也很想不通。于是,我去找一些员工私下谈话——他们居然流着眼泪说跟着我干事觉得压力太大了。我还得知,员工们背后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老虎”!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非常大,两个晚上一分钟都没有合眼,头发也掉了好多。在痛苦的反思中,我意识到,尽管自己的工作能力得到员工认同,但在管理上却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我自己是个工作狂,也要求每个员工都是工作狂。我希望自己承担100斤的压力时,他们的抗压能力也是100斤。但我忘了,在不同的管理层面上、不同的岗位上,分担的压力应该是不一样的。最后,经过董事长与员工代表协调,在我承诺不打击报复并尽量去改变自己工作方式的情况下,风波才得以平息。

  这时,企业经营成功给我带来的喜悦再也没有了,我发现自己做人很失败,心里沮丧到极点。一方面,我真的想做一个好领导。另一方面,我发现要做好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上下层对于管理者的期待不一样的。究竟什么是“好领导”?缺乏一个绝对的标准让我可以去依靠。

  这件事之后我回了趟老家,一为了是放松,二是想弥补一下失落感,看到自己从这个小村落里辛苦地奋斗过来,想从中寻回自己原始的奋斗动力。重回深圳,我有了一些改变,但其实只是表面上收敛了一点,并不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换句话说,这种改变对我而言是被迫的,是强压下的妥协。我常觉得自己是分裂的:一方面希望改,一方面秉性难移改不了。

  比如跟员工说话,上午的时候,你可能还是满脸笑容、和蔼可亲,但是中午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到了下午的时候,员工一进来就发现老板又冷若冰霜了。这样一来,员工们就更没有了安全感了,他们心里没底,“老虎”又恢复原来的面目怎么办?虽然你承诺不报复,但谁知道你会不会报复呢?其实不仅是他们,我自己有时候都觉得可怕,心里也非常难受。

  这种情况差不多两年后才得到明显改观。因为《圣经》说:“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真正的改变,也是从内心开始的——那是在2004年我信主之后的事了。在这个过程中,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妻子和家人的默默支持、包容和忍耐,他们付出了很多很多。

  我觉得自己已经移情别恋了

  在婚姻上,我受父母的影响很大。他们是青梅竹马的中学同学,尽管曾因父亲工作的原因,他们两地分居二十六年,但他们一辈子感情非常好。我妻子和我也是中学同学,1992年就结婚了。

  1998年的那场大病是我生命中的一大转折,虽然有朋友同事关心,但最大的依靠只能是家人。那时父母从老家来到深圳,带来了一辈子的积蓄。而我妻子则默默地撑起一个家。她以前一直是个很柔弱的女人,但面临这么大的压力,她表现得很平静、很坚强。她每天挤公共汽车到幼儿园接送女儿,同时在单位上工作干得一点也不马虎,晚上还要到医院照顾我。她没有在我面前流过眼泪,也没有叫过苦。这个经历对我的安慰挺大,我也暗下过决心,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个家。

  但是,在公司改制的头几年中,我可以说完全忘了这点,成了一个工作狂。那时候全部的心思就是怎样为公司赚更多的钱。一方面确实是因为公司处在从亏损到盈利的重要攻坚时期,需要全心投入其中;但另一方面,我投入的方法是否得当,确实值得反思。

  举个例子,我们家到我办公室距离不到500米,但是我几乎没有正常回家吃过中饭,都是由我爸妈或妻子给我送来办公室。晚餐也常常是这样,有时候甚至顾不上及时吃,真是到了所谓的废寝忘食的地步。当时我确实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做法伤害了很多人,包括自己的家人,尤其是自己幼小的孩子,那时忙得根本没时间照顾她。

  而且我发现,如果我们在职场当中跟同事关系处理不好、跟上下级关系处理不好的时候,往往也是跟家人关系处理不好的时候。所以这些情绪经常是搅在一块儿。你想想看,我整天在外面奔波,在公司里面受到这么多的压力,回到家里能给妻子好脸色吗?夫妻吵架就影响孩子,父母也跟着很难受,觉得压力很大,他们也希望一家人能和睦相处啊。有时候夜深人静突然醒来,我发现妻子一个人在默默地流泪,我问她有什么伤心事?她说:“没有什么,就是觉得很压抑,没事的,你睡吧……”

  可以说,正是家人尤其是妻子的长久包容和忍耐还有支持,我才得以顺利渡过那个重大关头。我后来常对人说:“我能有今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娶了一个好太太!”这是真的。我俩认识20年了,在感情方面算是一帆风顺,但没有想到,后来竟然也受到一场莫大的考验。

  随着公司改制成功、业绩日益增长,原来要罢免我的那些员工现在也非常卖力地工作,一切都走上了正轨,可以说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但人往往在顺境中特别容易掉以轻心,而且偏是出在你自己最自信的那个地方。

  当时我参加了物流硕士班学习,班上正好有位女同学跟我是老乡。她显得很阳光,我们在一起有讲不完的话,我可以分享我的企业管理经验,而她有非常丰富的市场营销经验,正好可以弥补我在这方面的缺乏。一学年下来,突然我发现,我跟她必须每天都有联系,包括网络聊天,如果有一天或者几个小时没联系的话,我觉得心里面就失去什么东西了,这对我是非常危险的信号。虽然没有别的什么不道德的关系,但是我们的心理距离已经很接近了,我觉得自己已经移情别恋了。

  当时,内心中有一个声音说:“我需要一个事业上的知音来帮助我,那么非这个同学莫属。”但是又有另一个声音说:“这只是工作上的理由,不能成为感情上出轨的借口。”这种经历是很痛苦的:理智告诉你不能那样做,但是心里面有一种欲望,而且好像已经上瘾了……

  我一向自信的夫妻关系出现急剧恶化,后来到了一种地步,比如我们同学总是一起去卡拉OK、去酒吧,我妻子担心我的健康,就打电话催问我让我早点回家,我却很反感。记得有一次电话里面跟她吵起来了,我跟她吼着说:“你不要管我,只有我自己能管我自己。”但是这句话一出口我马上就后悔,因为我意识到我自己管不了自己,我的心已经日益刚硬冷漠了。

  我的污秽靠自己洗不净也解决不了

  理智和欲望的交战越来越痛苦,记得我曾经跟妻子说:“我希望今天晚上睡过去,明天不要再醒来。”夫妻关系的恶化比事业的挫败更痛苦,这是我以前没有料到的。有一段时间,实在是太难受了,我突然记起以前有朋友送过我一本《圣经》,于是我跟妻子说:“我们去教堂看看吧。”

  2004年2月22号晚上,我和妻子一起去到深圳罗湖区一个很古老的教堂。当时我对基督教一无所知,连《圣经》都没读过。现在回想起来,那天牧师讲道的内容已经忘了,让我最感动的一刻就是讲道之后唱赞美诗的时候。一唱那歌词,我发现自己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然后就感觉有一股暖流从我的头顶灌下来,流到全身,我突然觉得心里面最阴暗的那个地方被阳光——非常柔和的阳光照进来,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顿悟”了,或者说被圣灵浇灌了,反正全然释怀了。

  聚会结束后,有一热心姊妹过来向我们传福音。我当时心里还在嘀咕,自己好歹也是个企业老总,又是在拿了两个硕士学位的研究生,跟这么一个家庭主妇来做认罪祷告,心里很是抵触。但是,我知道自己确实是个罪人,我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真的有污秽罪孽,而且靠着自己是洗不干净、也解决不了的。知罪赎罪的念头一闪现,我很快就压住了自己的优越感,谦卑下来,跟她做了认罪决志的祷告。那一刻,可以称为我人生的分水岭,之后,我全部的价值观就开始慢慢改变了。

  很感恩,我和妻子是同时决志信主的。我妻子非常理解我,并开始用上帝赐给她的爱和智慧来帮助我,不住为我祷告。终于,我从感情泥潭里走了出来,理顺了关系,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后来,我妻子还和这位女同学成了很好的朋友,这让我不得不叹服上帝翻转的大能!

  后来我在团契里带查经小组时,发现《圣经》里面对此有明确的信息:神是第一位的,家庭是第二位的,工作是第三位的。我过去为了工作上的事情,损失了许多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而且当家人提醒的时候我还振振有辞:我工作也是为了挣钱,挣钱不也是为了家人吗?但是经历过这些事后,我才发现,其实对家人来说,他们最需要的往往不是钱,他们最需要的也不是你跟他讲这些道理,他们最需要的是关爱。

  中国人本来对家庭是很重视的,我们经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我们往往是为了钱——说得冠冕堂皇点是为了工作,为了事业——就把家庭放在后面了。不过,我发现这个观念要纠正过来其实也没那么困难。

  现在,比方说同学约聚会,我会很坦诚地跟他说:“对不起!今天周末我们家孩子从学校回来了,我要跟孩子在一块。”或者说:“对不起!昨天我跟妻子约好了,我们今天晚上一起去吃饭。”以前是不好意思这么拒绝的,但现在真的这么说出来,我发现同学、朋友他们也很容易理解接受,并且会受到感染和影响。

  人心隔肚皮,要管是管不住的

  信主之前我读过MBA,学了很多西方管理的理念,包括对人性的假设、需求层次理论等等,我总想用这些方法去管理,虽然这些方法对企业经营有一些果效,但对于做人是很失败的,从那次罢免风波就可以看出来。

  罢免风波后我是有改变,但我信主以前的那种改变是被迫的,我自己不痛快,没办法而为之;后来我信主了才发现确实是我自己有问题,我才真心愿意改变我自己,“重新做人”。我也领悟到,人心隔肚皮,要管是管不住的,只有用一颗满怀着爱的心去尊重员工,才是管理的“王道”。

  所以在2005年的时候,我们公司进行了第二轮改制,我再次当选为总经理,而且还进入了董事会,我也从中感受到员工们对我的再一次认同和宽恕。我想很大部分也是因着自己有了很大的改变。员工能感受得到,这个人原来是“老虎”,现在确实不再是“老虎”了。

  在公司的业务方面,面对客户,我同样有了很大的转变。简而言之,我更能够坦诚地开放自己。我是在国企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对周边的同事会有一种提防,对客户也会有一种提防,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现在我和别人打交道,首先愿意用善意的方式对待,然后看他的反应,再做下一步的判断。

  在要求员工用最好的态度对待客户的同时,我们还发明了一个营销的制胜法宝,就是公司每一张客户服务单据上面印有一个电话号码,就是我的手机号,这样,我们首先表达出来的是对客户的一种心态,我真心实意地愿意敞开自己的心门,为每一位客户提供一种安全感:你要有问题就一定能直接找到我们公司的总经理。

  另外一方面,对我们的员工,他在外面遇到任何问题,包括他在工作当中有什么委屈、困难或者解决不了的问题,都可以打我的电话,我这个电话总是畅通的。当然,不光营销上是这样,管理上也是这样,公司库区都公开有我的手机号码,这对公司管理制度的贯彻也有很好的效果,因为我们工作会议上定的东西,各个部门都在执行当中,执行得怎么样?我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的每一个服务对象很清楚,每一个员工很清楚。

  还有在公司管理中,我变得更宽容,能尽可能友善地对待员工。农民工来到公司,我们一方面跟他们签合同买保险,另一方面也很尊重他们的自由度,比如他要是觉得其他公司比我们这儿更好,我们都会很开放地去对待离职的事。有些员工他可能犯错,没关系,他犯错承担了就好了,我犯不着去伤害他,特别是从感情上去伤害他。

  我对人力资源部的工作人员交待过,只要是从我们这里出去的员工,如果有新的用人单位来了解他们过去的情况,我们介绍真实情况时,一定要站在有利于他们未来发展的角度。我想,作为一个高管,我自己都犯过错误,不能要求员工任何时候都是对的。

  比如,前一阵有一个员工离开我们公司后,去了另外一家物流公司,也负责仓储这一块。有一次他们公司需要租仓库,比较来比较去,他觉得到我们这儿租仓是最合适的。于是,他就打电话给我,说他现在到了某物流公司工作,希望到我们这儿来租仓库,我说:好啊,热烈欢迎啊!其实,当时我们公司的仓库还有一部分没租出去,我正为此着急呢。类似情况还有很多,可以说这些员工出去后,也算是我们培养的物流界的精英。深圳市劳动局授予我们公司“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的称号,我们并没有刻意去追求这个荣誉,但可能政府和社会看到了我们的服务心。

  现在,我每天进到办公室开始工作前都要先祷告,先安静寻求上帝的旨意,如何尽忠职守。如果可能,我希望45岁能退休。当然,退休不意味着游手好闲,只是不再把主要精力放在商业上,而是做些传福音方面、婚姻家庭辅导和亲子教育方面的事工。

  信主以后,我回顾已过的人生路时才看清,人生每个重大的危机中其实包含着转机。首先就是要敬畏上帝,谦卑自己;其次就是要遵循生活中的优先次序,上帝第一位,家庭第二位,工作第三位……这样,不管风吹雨打,你都会觉得自己有一个高度、一个全局感,有一个永恒的观念。

  人们常说:“深圳是个日新月异的移民城市,在这里,你常常会遇见意想不到的危机和挑战。”许多深圳人都在寻求一种漂泊中的宁静,感谢主,我已经找到这种心灵深处的真平安,这份平安不是来自这个世界,而是来自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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