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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宗上

来源:恩典文章 | 作者:胡汉重 | 时间:2015-10-24 | 阅读[] 字体: [ ] [繁体] [推荐]

 

  加尔文宗,又称归正会(改革教会)或改革基督教(改新教),是基督教新教继路德宗、安立甘宗的第三个主线宗派分支,也是继传统基督教(天主教)、正统基督教(东正教)的第三套教义发展体系鼻祖。是宗教改革运动中产生的新教主要宗派之一,是对以加尔文的宗教思想为依据的各个教会的统称。强调“因信称义”、“神的主权”及“预定论”。

  加尔文宗:认为人得救或被弃绝都由上帝预定;主张人类不能透过正义的行为获得救赎、恢复逐渐被天主教所遗弃的奥古斯丁学说“救恩独作说”、反对逐渐成为天主教神学主流的“神人合作说”,相信《圣经》是判断一切传统的标准,是信仰的唯一源泉;反对罗马教会和教皇的绝对权威,相信极端的预定说。在崇拜礼仪中使用方言,摒弃祭台、圣像和祭礼,只承认圣餐中有耶稣体血的德能,强调讲道,注重牧师和信徒教育以及信仰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注重宣讲教义,仪式都用当地语言,更强调唱赞美诗。主张由教徒推选长老和牧师共同治理教会。归正宗的主要特点是选举长老监督教务,由牧师和不受神职的长老集体管理教会,认为任何人都不得享有无限权力,并且认为教会人士可以参加政治活动,使世俗更加接近上帝的旨意。所以归正宗掌权的国家,一般教徒更重视经济、民主制度和公众教育,但多数人专政的情况也更严厉。

  该宗的主张是16世纪宗教改革领袖,约翰·加尔文的传统归正(改革传统)、信仰归正(改革信仰)、教友一律平等的长老制,先驱慈运理的唯独相信圣经理论,以及威廉·法雷尔的恢复早期神学、泰奥多尔·贝扎的反对绝对君主制、约翰·诺克斯的清教主义、罗伯特·勃朗的公理制等的追随者思想。该宗为尼德兰革命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由长老治理教会,所以加尔文宗建立的教会因此也被叫做“长老宗”、“长老会”或“长老教会”。欧洲宗教改革时期产生于瑞士,后来逐渐传播到荷兰、法国(胡格诺派)、英国(长老会)、东南欧国家和北美等地。为尼德兰革命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17~18世纪欧美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归正宗逐步获得法律上的承认。

  在基督教传教运动的过程中,传入亚、非、拉地区。1842年,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

  十七世纪,一些荷兰神学家和英国清教徒,把“圣约神学”加入到加尔文主义中。圣约是基督徒和上帝之间的契约关系。圣礼被作为是圣约的印章。上帝与人类制定的圣约有两个——与亚当制定的“行为之约”;通过耶稣基督与选民制定的“恩典之约”。圣约神学是英国和美洲清教主义的核心教义,因其承认在得救过程中人类的合作,从而弱化了救赎预定论教义。

  二十世纪初期,只有少数新教派教会保持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严格的加尔文主义。大多数称为加尔文派的教会,极大的修改或摒弃了诸如拣选、预定论、不可抗拒的恩典等教义。

  其国际组织有二:一为归正宗世界联盟,建立于1875年。1970年,此联盟与国际公理宗协会合并为“归正宗世界联盟(长老会与公理会)”,会刊为《归正宗世界》。此派较开放,倾向于现代派。

  另一个是归正宗普世会议,其神学思想较保守,参加者有30个教会团体,信徒约350万人。

  1、加尔文宗的教义

  加尔文派,像其他多数早期新教教派那样,强调“称义”教义,该教义论及得救的条件。被拯救的人靠着上帝的恩典被称为义,他们被宣布为公义的或可被上帝接受的。得救或称义不能通过行善来实现;各人必须只靠信心来生活。被称义之人,通过外在严格的道德与公义行为和行善来表达自己的信仰(信心)。对于加尔文派来说,能够靠着信仰(信心)生活,大概就是一个人从罪中被拯救出来、并被算入“拣选之人”的证据。

  严格的加尔文主义教义——有限的代赎,认为主耶稣基督的死,是为有限的少数人而不是全人类赎罪。有限的少数人,被称作“拣选之人”,可以得救。根据加尔文最广为人知的教义——救赎预定论,上帝决定拣选之人得永生,其他的人则是永远被定罪或弃绝。根据“不可抗拒的恩典”教义,上帝拣选的人被他的恩典救赎,对于这种恩典,人不能拒绝。

  核心教义

  1、完全无能力或全然败坏:人类由于亚当的堕落而无法以自己的能力作任何灵性上的善事。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作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么?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作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么?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1、由于亚当的堕落,全人类都不能靠自己,而发出得救的信心来相信福音。2、罪人对神的事情是死的、盲目的、耳聋的;他的内心充满虚妄,而且,已经绝对腐败。3、罪人的意志并不自由,却是受邪恶本性的束缚。不会有也不能在属灵方面选择善而撇弃恶。4、罪人必须有圣灵的扶助,才会来到基督面前;是圣灵使罪人先重生之后,罪人才会活转过来;是圣灵自己先赐给罪人有新的本性。5、信心并不是自己对救恩有贡献,而是神所赐予人的救恩之一部份;是神给罪人的恩赐,非罪人给神的礼物。

  2、无条件选择:上帝对于罪人拣选是无条件的,他的拣选并非因为人在伦理道德上的优点,也非他预见了人将发生的信心。

  ”你这个人哪,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甚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作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作成卑贱的器皿么?倘若神要显明他的忿怒,彰显他的权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甚么不可呢?”(罗马书九章20-24节)1、神在创世以前拣选某些人来得救恩,完全是出于神自己至尊无上的旨意。2、神特别拣选某些罪人,不是基于神预见罪人的反应或顺服,如信心、悔改等。反而是神将信心或悔改赐给那些神已选上的人。3、信心与悔改乃是神拣选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拣选并不是由于神预见人本有品德或善行而决定的;品德或善行不是神拣选的条件。4、神按自己至尊无上的主权拣选人,又藉着圣灵的能力,使罪人衷心接受基督。

  3、有限的代赎:基督钉十字架只是为那些预先蒙选之人,不是为世上所有的人。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弗所书二章1-10节)1、基督救赎的工作是为了要拯救已蒙选上的人,而且在实际上已为他们取得了救恩。2、基督的死乃是为某些特别蒙选的罪人代受罪的刑罚。3、基督的救赎不单是除去神百姓的罪,而且也为神百姓获取了全部的救恩,其中包括那些使神百姓与基督联合的信仰。4、信仰的恩赐,已由圣灵牢靠地加给那些基督已为他们死了的人。5、保证他们的救恩永远有效。

  4、不可抗拒的恩典:人类不可能拒绝上帝的救恩,上帝拯救人的恩典不可能因为人的原因而被阻挠,无法被人拒绝。

  “你曾藉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甚么争闹?万民为甚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敌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彼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意旨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这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的。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使徒行传四章25-33节)1、圣灵不但是对于那些听见了福音的人,给予外在的呼召,而且对于那些已经蒙选的人,给予内在的特别呼召,由于这个特殊的恩召,使他们终于必能获得救恩。2、外在的呼召乃是向人人而发,没有分别,是能够被拒绝的,且时常被拒绝;然而内在的呼召,乃是向蒙拣选的人所发,是不能被拒绝的,终会使他们悔改。3、这个特殊不能抗拒的恩召,圣灵吸引罪人来到基督面前。当圣灵将救恩加给人时,圣灵并不受人的意志所限制;圣灵工作的功效,也不靠人的合作。4、圣灵特别施恩扶助蒙选的罪人,并使他们合作、相信、悔改,并衷心愿意来到基督面前。5、神的恩惠是无法抗拒的;凡蒙神恩宠的人,结果一定会得着救恩,且绝不失效。

  5、圣徒得蒙保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已经得到的救恩不会再次丧失掉,上帝必能保守其拣选的。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么?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么?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家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约翰福音六章35-45节)1、凡蒙神的拣选、被基督救赎,并由圣灵赐予信心的人,永远得救。因为他们蒙全能神的大能所保守,其救恩永远不会失去。2、救恩是由于全能的三一真神的主权所成就的。3、圣父拣选一班人,圣子为他们而死,圣灵使基督的替死在他们身上发生功效,又叫他们相信悔改,因而使他们衷心愿意来顺服福音。4、整个救恩的过程(拣选→重生→救赎)都是神的工作,而且完全出于神的恩惠。5、总结而论,是神而不是人,来决定谁将是接受救赎恩赐的人。

  2、神学思想的核心

  加尔文的神学思想,突出强调上帝的绝对主权,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存在与变化,皆为上帝的意志。上帝以其不可更改的权威,决定着人的灵魂得救与否,预定了信徒是称义而成为选民,还是成为弃民而受惩罚。所以它认为信徒在日常一切行动中都对上帝负有责任和义务,必须努力做好尘世的工作,完善自身道德,才能展示上帝的大能与恩典。而且一个人事业上的成功,也是他被上帝预定为选民的外在标志。因此,真正的基督教徒必须把其尘世生活当作“天职”来对待。这种态度决定了加尔文宗的信徒,积极投身社会生活,追求事业的进取和道德的完善。

  加尔文认为:由于亚当犯罪,人的本性完全败坏,陷于罪中,绝无行善的能力,灵魂永无得救的希望。上帝为了彰显自己的荣耀,对世上的每个人都作了永恒的判决,这个判决就是预定。根据预定,有人得救,称为上帝的“选民”,有人受永罚,称为“弃民”。“选民”并不能自救。为了拯救陷于罪中“选民”,基督道成肉身,代为受死,承担了“选民”的全部罪孽。上帝先将救恩赐给他所预定的“选民”,“选民”才能凭这恩赐相信基督教的救赎,“因信称义”,获得永生。既然得救完全取决于上帝的预定,“选民”获救的恩宠永不失落。加尔文的预定论认为:一个人能否得救是上帝预先就已经安排定的,上帝在创造人类以前,便将世人分成“选民”和“弃民”两类,“选民”因被上帝所拣选,所以必有信仰、所以必有善功、所以必称义,包括透过基督,信徒在神眼中被称为义和信徒开始进入被塑造成基督的更新过程。即所谓“双重恩典”反之,“弃民”因不被拣选,所以必没有正确的信仰,所以必不会有善功,所以必不能得救。

  虽然,救赎预定论是他倡导的神学遗产,但主要架构非他独创或原创。就救赎预定论可分“救赎”及“预定”两点来说,对于预定,加尔文认为,得不得救在乎神的拣选,人的选择在这件事上是毫无主权的。至于人们疑惑为什么有人不被捡选,他引用了申命记29:29:“隐密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上帝的,惟有显明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人不可能理解上帝为什么施恩于人,属神的心意,人无法明白,但对于拒绝救恩,人类依然需负责任。

  那么,一切善功、圣事等就都不起作用,这就否定了神职人员和罗马教会的作用与权威。

  加尔文只承认洗礼和圣餐为圣事,而且他从预定论出发,完全否定圣事与得救的必然联系。路德认为圣事是显示上帝的应许,唤起信仰的手段,加尔文则认为上帝只通过圣灵直接启迪“选民”,使之产生得救的信心,圣事不过是为荣耀上帝而制定的礼仪,所以必须服从,并非获救的手段。他认为领圣餐并不是领受基督的实在肉体,而是凭着信仰领受那实在的属灵的基督,是获得上帝恩宠的证据。

  加尔文比路德更重视《圣经》的权威。路德从未试图单纯依靠《圣经》的权威,创立一种教理体系或《圣经》学理,他甚至把《圣经》中的律法和福音对立起来,对律法充满了反感。加尔文则视《圣经》为“永恒的真理准则”,是教义和生活的标准,是一切完美信仰和对上帝正确认识的源泉,是教会组织、纪律的依据。他重视律法,认为律法虽不是得救的途径,却是上帝的启示,是社会秩序和法律的基础。

  加尔文的“预定论”认为:谁是上帝的“选民”,虽是个奥秘,但人可以凭借自己对基督的信心和按《圣经》的准则行事,来获得救恩的确证。“选民”在现世的使命是尽力遵守上帝的诫命,在社会上有所成就,以彰显上帝的荣耀。他认为做官、从政、经商赢利、放债取息、发财致富和担任神职一样,都是受命于上帝,财富不是罪恶,而是蒙恩的标志,只要在道德品质上不违背《圣经》,在财富使用上不挥霍浪费,就应该鼓励人积累财富。他还用《圣经》中的亚伯拉罕,是个拥有庞大财产的富翁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加尔文的这种主张,冲破了教会劝人安贫修道的传统,体现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精神,为新兴资产阶级追求利润提供了神学根据。因此,在加尔文派信徒中出现了一批克勤克俭、冒险进取的新兴资产阶级实业家。另一方面,加尔文提倡“选民”世俗生活的目的是“荣耀上帝”,他们必须努力从事日常工作与劳动,积极为社会服务,在教徒中就出现了一批视劳动为神圣、全心全意工作的劳动者,同时也培养出一批具有强烈政治责任感的信徒,他们把与违反上帝意志(即不符合《圣经》)的政权作斗争,看作是上帝赋与他们这些“选民”的神圣职责,为荣耀上帝不惜牺牲一切。虔诚的加尔文派信徒都相信自己是预定的“选民”,为荣耀上帝而自觉地过着以勤劳、俭朴、积极向上为光荣,以奢移、浪费、不劳而获为耻辱的生活。因此,加尔文的“预定论”比路德的“因信称义”更能直接满足新兴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需要,为他们提供了一批精明的统治者、刻苦的劳动者和反封建的坚强斗士。加尔文派的教会也更符合新兴资产阶级建立“廉价教会”的要求。加尔文思想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精神的真正代表。

  加尔文也主张信仰得救,但把它解释成先定论(预定论)。简单地说,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思想核心就是“先定论”。主张人在出生之前,上帝就限定了他应该获救,还是应该沉沦,即所谓的选民或弃民。选民获得上帝赐予的智慧、享乐和权利,注定会发财致富;弃民却必定贫穷受苦难。上帝的先定,不因人的行为而改变,所以人的祈祷没有意义。事实上是为资产阶级发财致富做辩护。

  加尔文宗的教会,格外重视预定论。加尔文教大量吸收了圣奥古斯丁的观点,认为从神的赏罚观点看来,人依靠自己的行动无功可邀,人具有的感化只能来自上帝的自由行动。上帝全能,对出现的一切事物都先知先决,包括对每一生命的诞生方式。有些人能得到拯救,有些人则罚下地狱,上帝早就知道,早就作出了决定。加尔文是一个严厉的人性批评家,他觉得获得感化的人,相对来说,寥寥无几。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是“虔诚的信徒”,是那么一小部分不靠自己的功德而早就被选定会得到拯救的人。人如果坚持过圣徒般的生活,经受一切考验和战胜一切诱惑,就可以在内心感到自己是在被拯救者之中,属于上帝所选定的少数人之一。因此,持预定论,持上帝全能论的观念,而不是持宿命论和顺服论,就能成为不懈努力的一种鞭策,成为一种炽热的信念,一种站在全能上帝一边,定会最终获得永恒胜利的信念。正是这种极其坚决的精神,使得加尔文教具有吸引力。各国的加尔文教徒都是富有战斗性的、不屈不挠的至善论者,即清教徒(他们首先在英国,后来在美洲得到清教徒这一名称)。

  加尔文的教会观:

  国家从属于教会,为教会差遣。

  关于教会,加尔文认为应分为两种:真正的教会是无形的,是由“选民”组成的;另一种教会是外在的有形教会,包括一切“自认为敬拜一位上帝与基督的人”。有形教会中有“选民”,也有永无得救希望的“弃民”,只是为彰显上帝的荣耀,必须由有形教会强迫他们服从上帝的诫命,接受教会的约束。但是“,选民”必须加入教会,因为“教会外无救恩”。

  加尔文非常重视教会本身的建制。他认为教会与国家都是由上帝创造,都是神圣的,上帝的目的是使两者协调工作。教会负责信仰、崇拜和道德,国家则保证教会行使其职能。因此,神权政治是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在日内瓦的神权共和国中,为保证教会不受世俗政权的控制,加尔文根据《新约圣经》和日内瓦市政权的组织形式,创立了“长老制”教会。教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长老会”或“长老法庭”,由平信徒中推选长老12人和牧师5人组成。牧师为终身制神职人员,由议会推举,长老则每年改选一次。长老会定期开会,商讨教会诸项事宜。教会的惩处以开除教籍为限,更重的惩处则由政府处理。长老的任务是注意人们的道德纪律,维持社会秩序;牧师的职责是讲解《圣经》,负责管理教会和培养神职人员。由日内瓦各教堂的牧师共同组成“牧师团”,不经牧师团许可,任何人不得在日内瓦传教。此外,教会中还设立教师和执事,教师负责领导日内瓦的学校和宗教教育工作,执事是由平信徒选出来协助牧师、长老工作的非专职工作人员,从事救济、医药等慈善事业工作。这种组织形式,后来为其它国家加尔文派教会所采用,各基层教堂由平信徒选举长老来管理,牧师由长老聘请。教区长老会由基层教堂的长老、牧师各1人组成;全国长老会由教区选举长老1——2人、牧师1人共同组成这种组织形式使教会带有更浓厚的反封建性和更多的民主性,更易为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欧各国所接受,因而传播较广。

  所有教会成员一律平等,一般信徒理应参与教会的管理。因此,该宗教会采用具有共和性质的长老制体制。其主要内容是,基层教会信众从一般信徒中选举出长老,由长老选聘牧师共同组成堂会会议管理教会。基层教会再派出长老和牧师各一名组成教区长老会。此会对下层的教会有监督权。各教区长老会,再选派人数相等的长老和牧师代表联合组成上一级的大会。大会具有教会最高立法与司法权。这种制度保证了一般信徒的民主权利。

  加尔文主张大大简化教会组织,规定教职人员从信徒中民主选举产生,从而彻底改革了教会组织。他把复杂的天主教七礼减去五个(坚赎礼、赎罪礼、涂油礼、授职礼、婚礼),也不许望弥撒、崇拜偶象、朝圣和斋戒。他认为在真正的教会里只有牧师、教师、长老和执事四种人是不可缺少的,其他人员一律精减。牧师负责执行圣诫,施行圣礼,发出规劝。教师负责讲解《圣经》。执事经管信徒捐款和教会的收入,用来发放教职人员的薪俸、修理教堂和救济穷人。长老的职责是监视每个人的行为,对“做坏事或生活无节制的人”进行劝告,并且还是权力很大的宗教法庭的成员。所以,在加尔文教里,长老的地位十分突出,人们称之为“宗教改革的警察”,也称加尔文教会为长老会。有时,声望高的教师和牧师亦称长老。加尔文要求长老品行高尚、完美无缺、敬畏上帝高于一切,并在精神上能够深思远虑。上述四种人又称“监督”,均由信徒投票选举产生。

  据加尔文说,古代基督教会原是这种民主和简单的组织,在教皇制出现后遭到破坏,当务之急就是恢复古代的这种教会制度。当然,他举起恢复古代教会的旗帜,并非真的要原封不动地恢复古代的教会。他精心描绘的古代教会的图景,实际却是当时庞杂而腐朽的罗马教会的对立物,是一个资产阶级中意的廉价的教会。民主选举也不是毫无限制的,候选人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民主选举和组织简化的结果,产生了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层层控制的加尔文教会。所以,加尔文教穿着古代教会这个受人尊敬的圣衣,演出的内容却是历史的新篇章。

  5、加尔文的国家观是保守的。他虽然在宗教问题上,纵横驰骋,一往无前,但在国家问题上却畏首畏尾,徘徊不进。他仍然囿于把基督徒分为属灵和属世的两种本质,把基督徒的自由只限于属灵方面的成见,同时神化一切国家政权和官吏,把他们说成是代表神来进行治理的。百姓对官吏,即使是对暴君,也只能尊敬服从,千万不能自己动手激起骚乱。遇到暴君,群众首先应当“省察自己”如何违背神的旨意,神就是用苦恼来管教人们,最多对暴君的命令“置若罔闻”,千万不能自己去“纠正暴政”。在特殊情况下,三级会议可以行使职权反对暴政,因为它是神派来保障人民自由的。至于如何消除暴政,加尔文并没有回答。

  既然上帝的王国已经民主化、共和化,那么人间的王国也不能从属于君王、主教和领主,也必须民主化、共和化。加尔文的英国信徒们不久以后,终于讲出他本人不敢讲的话,即主张王权的源泉存在于人民之中,未经人民同意的王权是非法的!原先,日内瓦处于萨伏依公爵及其代理人日内瓦主教的封建管辖下。1536年8月,即加尔文到日内瓦后一个月,日内瓦在伯尔尼的支持下打击了教会的权威,取得了反对萨伏依公爵的胜利,成为独立的共和国。这给加尔文在日内瓦获得了实践其理想的机会。

  加尔文教徒不承认教会从属于国家,不承认任何政府(国王、国会和城市地方行政官员)有权制定有关宗教的法律。恰恰相反,他们坚定主张真正的基督教徒,即上帝的选民或虔诚的信徒,应该使国家基督教化。他们希望把社会本身改造为宗教团体的典型。他们反对主教制(路德宗教会和英国圣公会都主张保留此制),建议应由教务评议会(牧师和虔诚的俗人所组成的选举机构)管理教会。由于吸收世俗分子参与对宗教事务的管理,这样,他们就打破了教士的垄断权,促进了教会的世俗化。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政教分离论的对立者,因为他们希望把整个社会基督教化。

  圣灵:

  虽然他在《基督教要义》中,没有另辟一章来清楚说明他的圣灵论,但是从他的论述中可以知道他对圣灵工作的观点。对加尔文来说,上帝的灵与上帝的工作同时进行,而促成人的“相信”,当圣灵在人心中运行光照人心,使人在读了上帝的话而产生信心。所以人非用理性接受信仰,亦非用理性确认圣经的权威,而是圣灵那奥秘的力量所做的工作。

  6、圣礼观

  在加尔文主义中,《圣经》成为信仰和生活的最高权威。加尔文主义者认为《圣经》仅设定两种圣礼——洗礼和圣餐。加尔文关于教会治理的的思想——即教会选举长老管理教会事务——源于《圣经》,并被长老会和改革宗教会采纳。这一代表性的教会治理方式,对现代民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加尔文对圣礼的定义是:“神赐恩给我们的证据,是一种外在的印志,和我们对他的敬虔之互相印证,加以确认。”

  其中必要圣礼特别是指“洗礼”与“圣餐”。“洗礼”:加尔文认为洗礼是基督徒的第一个圣礼,是加入教会的表记,好叫人们被接入基督,成为神的儿女。加尔文反对私人洗礼,因为他认为洗礼与圣餐是教会的公共圣职,私人不可擅自施洗,且受洗者必须要先充分明白真理,才可施洗。

  加尔文强调通过圣餐,使得信徒得以与基督连结。他并不重视饼跟杯,他主张“在圣灵里耶稣基督身体真实的临在”。也就是说,人在圣灵里改变而体验到耶稣基督的临在,体验到耶稣基督的身体与血。但是在领受圣餐时,必须传扬神的道。所以对于当时天主教保留饼和杯,给生病无法前来的信徒或是王公贵族举行私人弥撒,这些作法加尔文并不赞成,因为他认为,不在崇拜及充分宣扬上帝的话之场合领受圣餐,是没有意义的。

  7、加尔文与路德的异同:加尔文与路德在「预定论」的看法上一致。他们都相信:神已在万世之前拣选了承继永生的人;两人都根据奥古斯丁及保罗书信发挥这项教义。

  在崇拜的仪式上,加尔文与路德不同。路德尽量保留罗马天主教的崇拜仪式,只要是圣经没有禁止的事,他都保留;由于他(路德)个性保守,因此他(路德)改革的教会仍保留《圣经》没有明文禁止的旧传统,如祭坛,蜡烛,基督画像,告解礼等。

  加尔文尽量远离罗马天主教的崇拜仪式,他只实行圣经所吩咐的事。然而他们二人均以讲道为崇拜的主要项目;二人都为会众预备诗歌本,只是路德着重圣歌,而加尔文偏重诗篇。

  在教会行政上,加尔文与路德不同:路德准许政府过问教会;加尔文不承认政府在教会中有任何权柄,他甚至使教会有权干涉政府;而且加尔文比路德更强调教会惩治。他们二人都顾念穷人,都在教会中安排执事,专做关怀贫民的工作。

  他们二人都深信「每个人都有权自己读经」。为了达到这目的,路德将圣经译成德文,加尔文将圣经译成法文;他们二人都是语言文字的专家,他们的译文对本国的文字架构有不少贡献。

  他们二人都重视教育:路德本是威登堡大学的教授,同时也讲道;加尔文本是日内瓦教会的传道人,晚年时创办了日内瓦学院,自己也成为该院教授。他们二人都强调信仰必须奠基在纯正教义上,因此,二人都为信徒写了信仰问答书。

  在对圣餐的看法上:加尔文与路德及慈运理都不同。加尔文与慈运理都否认路德「基督的身体真正临在饼和杯中」的看法;但加尔文又不同意慈运理「圣餐仅为纪念仪式」的看法;加尔文认为:「基督的灵真正临在饼和杯中,信徒凭信心领受圣餐时,真正领受了基督,不是属肉体的,乃是属灵的。」

  加尔文和路德都坚信「唯独因信称义」的道理。对路德而言,「因信称义」是教会站稳或跌倒的根据;对加尔文而言,「预定论」是教会的基础。加尔文认为教会是一切尚存与已逝的蒙拣选者之总和,环绕这蒙拣选者的外围,建立着有形的机构,其目的是为人类的一切关系而施行神的计划。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太廿二14),外表的教会,当然要包括许多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或未蒙拣选的人。

  路德强调「人的得救」;加尔文强调「神的荣耀」。路德强调圣经的权威;加尔文强调神的主权

  路德是修士、神学家,以神为主,路德改革后的宗教是信仰的宗教;加尔文是人文主义者,以人为主,加尔文改革后的宗教是世俗化的宗教。

  可以说,加尔文的宗教思想源于马丁·路德,但与马丁·路德的思想也有不同之处。马丁·路德的思想是“因信称义”。他主张每个人可以凭自己的虔诚信仰得到拯救,而不用通过教会,信徒可以因为信仰直接与上帝交流;信仰的唯一根据是《圣经》,由此,《圣经》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简化宗教仪式,主张神甫可以娶妻;世俗权力高于教权,建立本民族教会。路德宗的教义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惜时如金和建立“廉价教会”的经济观念,及否定权威和追求地位平等的政治要求。加尔文的主张是反对盲从,《圣经》权威至高无上;主张信仰得救,即预定论;简化教会组织和宗教仪式,选举神职人员;制定严格的道德标准,过节俭生活;教会监督国家、社会和家庭;将日内瓦改造成政教合一的民主共和国。加尔文的主张更具有革命性,更为激进,国际影响更大,但是也过于极端,达到镇压异端,宗教专制的程度。

  加尔文的影响:

  不论加尔文改革的激进和极端与否,加尔文的改革,对于资本主义发展和世界历史进程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例如,美国着名历史学家班克罗夫特称加尔文是“美国之父”;菲利普·沙夫说,“加尔文成为历史上最英勇的法国胡格诺派、荷兰乞丐派、英格兰清教徒、苏格兰誓约派和美国新英格地区清教徒前辈移民之父,他们都以为了良心自由的缘故,可以牺牲世界上任何东西而闻名于世。”;马克斯·韦伯也认为:新教伦理中,有一种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东西,它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个特殊的“资本主义精神”,则主要是加尔文宗教改革的副产品。

  加尔文的神学体系,是宗教改革时期最完备的体系。他在神学上的革新几乎涉及到每一个细节,诸如在信仰和救赎、预定论、阐释学的解经方法、教会的职能和组织形式、基督徒的生活准则等等,除此以外,还广泛涉及到政治、教育、文学、哲学等人文科学领域。在政治和历史发展方面,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瑞士、以致整个欧洲资产阶级的发展也都受惠于加尔文,甚至随着一批加尔文教的信徒乘坐“五月花号”来到美国,在美洲大陆播种民主自由的思想。从社会思想文化的角度看,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从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鼓励了人们的积极进取精神。

  如果说加尔文宗的巨大影响是果,那么他的改革自身存在的特点就是因:

  首先,在政教关系问题上,加尔文坚持政教合一,但教权高于政权。加尔文派的改革,自始至终就一直和政治力量紧密结合。更确切地说,加尔文推行宗教改革的整个过程,就是他与日内瓦政府争夺权力的过程。最终,他把日内瓦变成了一个政教合一,但教权高于政权的城市神权共和国。

  其次,在信仰问题上,加尔文坚持信仰的纯正性和排他性,绝不宽容。这或许是加尔文本人所具有的完美主义性格使然。而他也将其完美主义性格,透过其教义反映到每一个清教徒的身上。

  再次,在与教会之间关系问题上,加尔文始终不遗余力地促进海外宣教,和建立普世性的新教教会。路德曾说,“我为我德意志同胞而生,我是要为他们服务的。”而加尔文则说“我们要维护的是把世间全部的人引向上帝,让所有的人崇敬上帝,为他服务。”所以路德的改革只限定在德国,而加尔文积极促成各国新教教会的联合。面对数量越来越大,又开始增多并且分裂的这些教派,路德束手无策,而加尔文却是强有力的,或者至少争取如此。

  最重要的是,加尔文的预定论以及他关于天职、善功、拣选的观念,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精神内核。

  加尔文的预定论本身并不是没有矛盾的,因为他解释不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上帝不拣选一部分人,让他们作恶,让他们自我毁灭,为什么却又要创造他们,那岂不是说上帝本身是个作恶者。但是,这种人类理性无法企及的理论,却并不妨碍它带来一个,连加尔文自己也始料未及的客观上的后果,那就是,它从正反两方面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根据彻底的预定论,人们有理由相信“善功”是得救的标志。换句话说,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是否信仰上帝,并按照上帝的道去生活以取得成功,便是“选民”与“弃民”的标志。因此,预定论的后果并不象它的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导致道德堕落。相反,人们要拼命以自己的行动以及成绩来证明自己,已被上帝拣选。当然,如果一生穷苦,那也是命中注定,不可改变的事。加尔文的这种宿命论的观点,既可以被资产阶级用来为资产阶级的起家辩护,又可以被资产阶级用来要求劳动群众忍受剥削安分守纪。因此,他的预定论十分适合资产阶级的口味,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圭臬。

  一方面,可怕的预定论迫使人们积极进取,重视善功,创造财富。在天主教那里,善功是得救的原因;在路德那里,自己心中的信仰是称义的确证;而在加尔文这里,由于人的理智无法企及上帝的意志,谁也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被拣选,这就在人们的心目中,引起了得救的恐惧和焦虑。可是加尔文说,善功虽然不是蒙拣选的原因,但却是蒙拣选的标志。于是,人们为了消除心中的恐惧、焦虑和不确定感,必定拼命用自己的善功来证明自己已被上帝拣选,而不是被上帝弃绝。这样,主观上要证明自己已蒙拣选的努力,客观上就造就了一种拼命工作、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被创造出来。另一方面,宗教思想的核心是荣耀上帝,享乐是有罪的,这必然导致节俭和财富的积累。加尔文认为,拼命工作创造财富,取得成功,目的并不是享乐,过俗世的幸福生活,而是为了荣耀上帝。日常工作之作为天职,也是神的旨意,是基督徒响应上帝的呼召,作为上帝的工具,为在地上建立“上帝之城”而努力。物质享受是对物质的崇拜,有违对上帝的崇拜,所以是有罪的。加尔文的善功与天主教的涵义不同,它主要包括以下三种形式:第一,履行宗教传道和为神作见证的义务,唤醒沉迷于罪孽中的人。第二,遵守十诫,并将其贯穿于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不仅个人遵守,而且有义务通过迫使他人遵守十诫,而维持团体的洁净。第三,热忱地从事天职,通过天职为上帝和他人服务。这样世俗的生活和工作都被神圣化了,而且都成了荣耀上帝这一目的的手段。这样一来,通过现世的勤劳和节俭,来追求来世的人生价值定位,客观上必然导致财富的积累。

  就像弗罗姆说的那样,“强迫自己去工作,喜爱节俭,把个人的生活,变成达到别人的权力之目的之工具,苦行禁欲,以及一种强制的责任感,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性力量,没有这些属性,现代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